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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十年前就完稿的书,但是在2015年和2017年先后三次、分别经由三家出版社,都在临近最后环节被撤下,其中一次已经交印却在开机前被紧急叫停。其诞生可谓命运多舛,恰如中国自由主义或者知识分子过去十年的命运。
以这三次出版未遂的经历,可以看出国内出版环境的严苛,学人稍微触及一些非常规领域或者敏感题材,就遭遇重重阻力。我在中国做社运研究和出版,即使不是做中国的社运,只是做别国的社运,出版遇到的审查仍然不少。例如,这本书涉及到了十个国家,出版公司告诉我,为了通过出版审查,需要请相关领域的所谓专家、包括曾经驻任相关国家的前外交官审读、出具意见。如若时局处在开放宽松期间,或可期待,但是一旦风向转变结果可想而知。
如此这般,足够让一些不够坚定的出版社望而却步,也让我个人的社运研究生涯充满波折。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正好赶上中国国内日益高压的威权转型,言论和出版空间每况愈下,高校里知识分子的空间也越显逼仄。在出版不顺利的情形下,我在清华大学教授的非政府组织课程,算起来还是中国高校最早面向本科生开设的社运课程也被校方评定"不合格",然后我被扫地出门,被取消了在中国大学讲授和研究社会运动的资格,连带我本人也被列入新闻出版审查机关的黑名单。这是此书在中国国内历经十年出版不能的主要原因,需要向读者们做一个交待。
另一个重点,这本书还是有关东南亚民主转型经验,特别是转型失败国家的持久威权问题,这在东南亚尤其典型,对中国的民主转型和持久威权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至少可以让知识分子们破除快速民主转型的念想,更现实主义地面对一个对公民社会不友好的威权制度可能长期存在的前景。当然,这个前景是基于东南亚的历史经验,因为它们有着与中国相似的现代化转型道路、以及中国革命的介入,不仅具有所谓地方知识的价值,还有着普遍的意义,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的互相嵌入关系对持久威权的加固,都是长期崇拜美欧、也对民主化转型抱有浪漫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轻视的。这是本书写作的初衷,为作者在清华大学讲授公民社会理论之外提供一个经验主义的区域参照,并提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需要保持清醒,对中国的晚期威权主义的持久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才可能长期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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